当杰弗里·辛顿在多伦多市区上了前往纽约的长途车时，他已经七年没坐下来过了。他常说：“我上一次坐下来还是在2005年。”这时，他压根就没想过，12年后他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01 不能坐的诺奖得主和64岁的创业者
十几岁时，辛顿在帮母亲搬暖气时第一次腰椎受伤。到了五十多岁，每次坐下就会变得很危险——他随时可能腰椎间盘滑脱，一旦滑脱，就会痛得卧床好几周。所以，他干脆不再坐了。在多伦多大学的办公室里，他用站立式办公桌。吃饭时，他跪在桌边的泡沫垫上，安然地吃着，就像跪在祭坛前的僧人。坐车时，他直接躺在后座。长途旅行，他便坐火车。他不能坐飞机，至少不能坐商业航班，因为飞机起飞和降落时会要求乘客笔直坐好。
他说：“每天都很痛苦，情况糟糕到可能瘫痪，所以我很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如果我能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其他的事都不是问题。”
那年秋天，辛顿躺在长途车的后座上前往纽约，再换火车一路抵达加利福尼亚州特拉基的内华达山脉。最后，他伸直双腿躺在出租车后座，30分钟后到达太浩湖。在这儿，有一家来自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百度）对他翘首以盼，他们想要以1200万美元收购他1年前创立的那家公司。
公司是在他实验室的两位年轻研究生的极力劝说下创立的。这家公司不生产产品，也没有任何生产计划。公司网站上只有一个名字——DNNresearch，甚至比网站本身还缺乏吸引力。当时，辛顿已经64岁了，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他留着乱蓬蓬的白发，穿着羊毛衫，幽默风趣。
辛顿去了哈拉斯和哈维斯，这两家高耸的赌场酒店位于太浩湖南边的滑雪山脚下。那些由玻璃、钢铁和石块构成的建筑物矗立于内华达州的松树之间，赌场酒店也可以作为会议中心，提供数百间酒店客房、数十个会议厅和各种各样的餐厅。2012年12月，这里举办了计算机科学家年度聚会——NIPS。
NIPS的全称是“神经信息处理系统会议”。尽管名称听起来像是关于计算机未来的深度研究，实际上它是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大会。辛顿是伦敦出生的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就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中探索人工智能的前沿。他几乎年年参加NIPS，但今年情况不同。那家中国公司已对他的DNNresearch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他也知道，其他公司同样感兴趣。NIPS对他来说，成了一个理想的竞拍场所。
02 “一个疯子研究这个就够了”
两个月前，辛顿和他的学生改变了机器“看”世界的方式。他们开发了所谓的“神经网络”，一种模仿大脑神经元的数学系统，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准确度识别常见物体，比如花朵、小狗和汽车。辛顿和他的学生展示了神经网络如何通过分析大量数据来学习这些高度人性化的技能。他称之为“深度学习”，并认为其潜力巨大。这项技术不仅将改变计算机视觉，还将影响许多领域，从对话式数字助理到自动驾驶汽车，甚至新药研发。
神经网络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但早期研究者始终未能实现他们预期的效果。到了21世纪，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这条技术路径是一条死胡同，并纷纷放弃。他们对过去50年来试图让数学系统模仿人类大脑的尝试充满质疑。当时，仍在研究神经网络的人往往在提交论文时刻意避开“神经网络”这个词，用更中性的语言来掩饰研究，以免冒犯同行。但依然有少数人坚信这项技术终会实现其潜力，辛顿就是其中之一。
他设计的系统不仅能够识别物体，还能识别口语、理解自然语言，并进行对话，甚至有可能解决人类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技术可以为生物学、医学、地质学等领域带来创新且更精确的研究方法。即使在辛顿的大学里，他的研究立场也显得另类。他多年来一直请求学校聘请另一位教授与他合作，共同致力于打造可以自行学习的机器，但学校始终拒绝。他笑言：“一个疯子研究这个就够了。”
然而，2012年的春夏之际，辛顿和他的两名学生终于取得突破。他们证明，神经网络可以以超越其他技术的精度识别物体。同年秋天，他们发表了一篇9页的论文，正式向全世界宣告，这项技术正如辛顿长期以来所预言的那样强大。
03 来自中国的余凯揭开了这场竞拍的序幕
几天之后，辛顿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来自一位名叫余凯的人工智能研究员。余凯当时在中国科技巨头百度公司工作。表面上看，辛顿和余凯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辛顿出生在战后的英国，来自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家庭，这个家族以影响力和怪癖并存著称。他曾在剑桥大学学习，获得爱丁堡大学的人工智能博士学位，并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一直担任计算机科学教授。
相比之下，余凯比辛顿小30岁，出生在中国，父亲是一名汽车工程师。他先后在中国南京和德国慕尼黑学习，然后前往美国硅谷的企业研究实验室工作。尽管两人在阶级、年龄、文化、语言和地域上有诸多不同，但他们都对神经网络怀有深厚的兴趣。他们最初在加拿大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认识，该研讨会是为重振神经网络这一几乎被科学界遗忘的研究领域，并重新定义为“深度学习”而举行的民间活动之一。余凯积极参与推广这一理念，回国后将其引入百度，并迅速引起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关注。
当辛顿的9页论文在多伦多大学发表后，余凯向百度的智囊团推荐辛顿，建议尽快招募他。在邮件中，余凯将辛顿介绍给了百度的一位副总裁。这位副总裁迅速行动，为辛顿几年的研究成果开出了1200万美元的报价。
起初，辛顿以为与北京的“追求者”——百度已经达成了协议，但他并不完全确定。过去几个月，其他几家公司也主动联系了他，有大公司也有小公司，其中包括百度的两家美国主要竞争对手。这些公司纷纷打电话到辛顿在多伦多大学的办公室，询问要花多少钱才能招募他和他的学生团队。
意识到自己有更多选择后，辛顿问百度，能否在接受他们的1200万美元报价之前，去寻求其他的报价。百度同意了，于是局面开始转变。在学生们的启发下，辛顿意识到，大公司更可能花巨资收购一家公司，而不是单纯从学术界挖走几名研究人员。
随后，他咨询了多伦多的一名律师，询问如何让这家只有三名员工、没有产品、几乎没有运营记录的公司价值最大化。律师给出了两个选择：一是聘请专业谈判代表，但这样可能会得罪潜在收购方；二是组织一场拍卖。辛顿选择了拍卖。
最终，有四家公司参与竞标：百度、谷歌、微软和DeepMind。当时，DeepMind还只是一家成立两年的小公司，设在伦敦，创始人是年轻的神经科学家戴密斯·哈萨比斯。这家公司尽管不为大众所知，但即将成为世界上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之一。拍卖进行的那一周，谷歌工程主管阿兰·尤斯塔斯驾驶他的双引擎飞机降落在太浩湖南岸的机场。他与谷歌顶尖工程师杰弗里·迪恩一同前往哈拉斯赌场酒店，在顶楼的牛排餐厅与辛顿和他的学生们共进晚餐。这家餐厅装饰独特，四周点缀着上千个空酒瓶。当晚正值辛顿65岁生日，他站在吧台旁，其他人坐在高脚凳上，他们聊起了谷歌的宏伟目标、拍卖事宜以及辛顿实验室里的最新研究。
对谷歌来说，这顿晚餐也是一次与辛顿的两名学生首次接触的机会。与此同时，百度、微软和DeepMind的代表也抵达太浩湖，准备参与竞标。百度的余凯早在拍卖开始前就已与辛顿和他的学生进行了会面，拉开了竞标的序幕。
不过，所有竞拍者并未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进行洽谈。拍卖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大多数报价都是通过竞拍者的高管从世界各地发出的，包括加州、伦敦和北京。辛顿向各方保密了其他竞拍者的身份。
04 感觉像在拍电影
辛顿在哈拉斯赌场酒店的房间里进行拍卖，房间号是731，这里可以俯瞰内华达州的松树和白雪皑皑的山峰。他每天会为下一轮报价设定时间，两名学生则在指定时间来到他的房间，通过他的笔记本电脑查看各方的报价情况。房间里，两张大床之间有一张小桌子，上面倒放着一个垃圾桶，辛顿将笔记本电脑放在上面，站着操作。
拍卖是通过谷歌的Gmail邮箱进行的，因为辛顿一直在用Gmail账号。然而，微软对此安排颇有微词。在拍卖开始前几天，微软抱怨称，作为竞标对手的谷歌可能会窃取他们的邮件信息，从而操纵拍卖结果。辛顿并不太在意微软的担忧，但他和学生们讨论过这种可能性，认为这其实是微软对谷歌日益强大的实力的一种敏感反应。技术上，谷歌确实可以查看任何Gmail邮件，虽然其服务条款声明不会这样做，但如果发生了违规，可能也很难被发现。
尽管如此，辛顿和微软最后还是放下了顾虑。他说：“我们相当有信心谷歌不会读取我们的邮件。”虽然当时没有人意识到，但这场拍卖是个重要的时刻，不仅反映了科技巨头之间的竞争，也预示着人工智能领域的未来方向。
拍卖的规则很简单：每次拍卖开始后，这四家公司有一小时的时间来提高报价，且每次至少提高100万美元。倒计时从最新报价的邮件时间戳开始计算，如果一个小时内没有新的报价，拍卖就结束了。DeepMind以公司股份报价，而不是现金，很快便退出了竞争，难以与科技巨头抗衡。剩下百度、谷歌和微软继续竞价。
随着报价攀升，先是1500万美元，然后是2000万美元，微软一度退出，但后来又重新加入了竞拍。辛顿和他的学生们时不时地停下来，讨论自己更愿意加入哪家公司。在每一个微妙的时刻中，他们都感受到这一决定的分量。
某天下午，辛顿和学生们望着窗外的滑雪山峰，正巧看到两架飞机朝相反方向飞过，留下了一个交叉的轨迹，像一个巨大的“X”。在拍卖激烈的气氛中，他们一度思索这是否是个预兆。谷歌的总部位于“山景城”，于是辛顿开玩笑地问：“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加入谷歌，还是说应该避开谷歌？”
当报价达到2200万美元时，辛顿暂停了拍卖，并与其中一位竞拍者进行了讨论。半小时后，微软再次退出。至此，只剩下百度和谷歌继续竞价。随着时间推移，双方的报价持续攀升。
起初，百度的报价由余凯负责，但当价格达到2400万美元时，北京的一名高管接管了竞价。余凯时不时到辛顿的731房间看看，希望能对拍卖的进展有所了解。此时，房间里的气氛更加紧张，辛顿和他的学生们也意识到，竞争已进入关键时刻。百度和谷歌不愿轻易放手，竞拍战愈演愈烈。
余凯虽然不知情，但他的频繁造访对辛顿来说是个问题。辛顿年已65岁，在太浩湖期间常感不适，那里寒冷、空气稀薄而干燥。他担心自己会再次病倒，不希望余凯或任何人看到他的衰老和脆弱。“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年纪大了，正在老去。”他说。
为了改善环境，辛顿拆下靠墙折叠沙发的坐垫，铺在两张床之间的地板上，然后把熨衣板和其他结实的物件插在坐垫间的缝隙里，搭建了一个简易的“雨棚”。他用水浸湿几条毛巾，搭在上面，试图在周围营造潮湿的空气环境。他相信这样可以控制病情。
然而，随着拍卖的进展，余凯这个戴眼镜、圆脸的男子不断来访。辛顿不想让他看到自己为健康付出的努力。因此，每次余凯来到房间时，辛顿都会悄悄示意他的两名学生，让他们快速将坐垫、熨衣板和湿毛巾藏起来。“副总裁们的职责就是应付这些场面。”他对学生们打趣道。
有一次，余凯离开房间时忘了带背包。辛顿和他的学生们发现背包留在椅子上，考虑是否应该打开看看，以获取百度的报价意图。但他们最终决定不这样做，觉得不妥。不过，他们很快就明白百度的意向：2500万美元、3000万美元、3500万美元。每次报价都在倒计时即将结束前的几分钟内提交，延长了拍卖的进程。
当价格一路攀升，辛顿决定将报价窗口时间从一个小时缩短到30分钟。报价迅速上涨到4000万美元，接着是4100万、4200万、4300万美元。“感觉我们像是在拍电影，”他笑道。某天夜晚，临近午夜，报价达到4400万美元时，辛顿暂停了拍卖。他需要休息。
第二天，他在拍卖预定开始前30分钟发出电子邮件，通知竞拍推迟。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发出第二封邮件，宣布拍卖结束。事实上，在前一晚，辛顿决定将公司卖给谷歌，不再进一步推高价格。在他发给百度的邮件中，表示将把其他所有报价信息转发给他的新雇主，但未透露具体是哪家公司。
事后他承认，这其实是他一直以来的选择。余凯也猜测辛顿最终会选择谷歌，或至少是另一家美国公司，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频繁前往中国。事实上，余凯很高兴百度在竞拍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他认为，通过将美国竞争对手推向极限，百度的智囊团已经意识到深度学习在未来几年有多么重要。
辛顿决定终止拍卖，因为对他而言，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合适的归宿比获得最高的价格更重要。当他告诉谷歌的竞标者他接受了4400万美元时，对方一开始以为他在开玩笑。谷歌的人认为，辛顿不可能放弃竞价还在上涨的机会。但辛顿并非开玩笑，和他一样，他的学生们也是学者，他们更在乎的是创意和想法，而不是金钱。
05 每个改变人类历史的瞬间，定格中总有企业家的身影
辛顿当时并未完全意识到他们的研究有多大的价值。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一单一的想法会在科技行业中引发如此巨大的变革。包括辛顿及其学生在内的科学家们，迅速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进展。他们的技术助力了对话式数字助理、自动驾驶、机器人、自动化医疗等诸多领域的发展，甚至触及自动化战争和监控——尽管这从不是他们的初衷。“它改变了我对技术的看法，”谷歌的阿兰·尤斯塔斯说，“也改变了许多人的看法。”
一些研究人员，如DeepMind的创始人戴密斯·哈萨比斯，甚至认为他们正在构建一种机器，这种机器最终将能完成所有人类大脑能做到的事，而且只会做得更好。这种可能性早在计算机时代初期就引发了人们的无尽遐想。尽管从短期来看，人工智能还没有达到真正的通用智能，但其社会影响已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强大的技术总是让人既着迷又恐惧，而人类也不断地在这些技术上豪赌。这一次，赌注比参与其中的科学家们所能预见的还要高。
深度学习的崛起带来了数字技术的根本转变。工程师们不再用逐条规则和代码定义机器的运作方式，而是开始打造可以从大量数据中自我学习的系统。这些系统在巨量数据的训练下，发展出一种新的运行方式，甚至连开发者也难以完全理解。这种新的机器不仅比以前的系统更强大，而且更加神秘和不可预测。
当谷歌和其他科技巨头采用深度学习技术时，没人意识到，这项技术也在继承研究人员的偏见。许多研究人员是白人男性，直到女性和有色人种等新一批研究人员指出问题，大家才逐渐意识到其严重性。随着深度学习在医疗健康、政府监控和军事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拓展，潜在的错误风险也随之增加。这种技术带来了一种强大的力量，而当它掌握在科技巨头手中时，连设计者都难以完全控制。驱动这些巨头的，是对利润的无尽渴望。
拍卖结束后，NIPS会议也接近尾声，余凯登上了返回北京的航班。途中，他遇到了微软研究员邓力。邓力与辛顿有过接触，也在这场拍卖中扮演了一定角色。余凯和邓力多年来通过人工智能会议逐渐熟识，这次他们在长途飞行中选了相邻座位。由于辛顿没有透露参与竞拍者的身份，他们并不清楚其他竞标者是谁。两人都充满好奇，邓力也喜欢交流。他们站在机舱后部，聊了几个小时关于深度学习的崛起。然而，由于各自的立场和公司机密，他们都试图不泄露拍卖的任何细节。
他们在谈话中谨慎试探，但双方心知肚明——新的竞争已经开始。谷歌的重大举措无疑会令两人供职的公司措手不及，未来的竞争只会更加激烈。这便是科技行业的现实：一场全球范围的“军备竞赛”正在展开，以一种几年前看似荒谬的方式迅速升级。
与此同时，杰弗里·辛顿乘火车返回多伦多。他虽然加入了谷歌在加州山景城的总部，但仍然保留了多伦多大学的教授职位，继续坚持自己的目标和信念。他的选择为许多随后进入全球最大科技公司的学者树立了榜样。多年后，当有人问起当初有哪些公司参与竞拍时，辛顿巧妙地回应道：“我签了一些协议，约定永远不透露我们和谁谈过。我和微软签了一份，和百度签了一份，还和谷歌签了一份，”他说，“最好不要深究。”他没有提到DeepMind，但那是另一个故事。
在太浩湖拍卖结束后，DeepMind的创始人戴密斯·哈萨比斯也开始崭露头角。他在某些方面认同辛顿的观点，但在其他方面，他的视野可能更为深远。哈萨比斯很快加入了这场“全球军备竞赛”，和辛顿一样，推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迅速发展。
这是辛顿、哈萨比斯以及那些引发这场竞赛的科学家的故事。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背景，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他们经历了无数质疑，而当这个想法突然变得成熟时，它便被卷入了全球最强大的企业之中，进入了一个谁都未曾预料到的复杂世界。
作者：凯德·梅茨
